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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积微成著网编辑：宜春市时间：2025-04-05 04:53:37

法治政府建设意味着对政府权力和行为边界的明晰设定，也就意味着为法治社会建设留下相应的空间。

[39] 既然立场和利益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三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这个说法，这说法的背后就不大可能毫无理由。但若按照实权或是按影响范围来分，所有政府雇员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被视为公众人物。

当人们无法以自己已有的知识来理解、评价国学，甚至无法直接以消费来验证其成效之际，国学就变成了一种彻底的信用品，它极端依赖国学的形象代言人。[14]这表明传统社会一直试图平衡，却很难以断然明确的规则或制度来有效处理隐私问题。【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博士。但无论如何，首先，这些女明星的个人形象在公众看来仍然漂亮——因此是经验品，这些影视产品也不只有甚至主要不是她们的个人形象。这表明这个社会的相应规范是，在私人交往中，每个人必须承担其自我保护的基本或主要责任。

如果不用大师特别是道德大师的标准要求他，只是视文为一个多少渴望点虚荣的普通人，和大多数人差不多，那么他的问题最多也只是在称号问题上采取了三不政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15]相反分析可参见Richard A.Posner, 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如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表述，基本上得不到民法学界的认同。

这样也就能够反映出法学期刊的影响力和风格定位。尽管硕士阶段笔者养成了怀疑态度，但仍坚持认同法理学的基本价值和知识体系的存在。笔者虽然不同于苏力剑走偏锋、独树一帜的学术道路，但也没有回归到做法理学的传统命题，而是做起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经验研究。研究指出，对于不同法学院来说，应当差异化发展，找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样才能在法学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时回过头再看，今天的法理学教材体系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确立。⑨ 有关法学通说的讨论，参见：黄卉所写的《法学通说与法学方法：基于法条主义的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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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一个限定词——当代中国的法理学，那么能够联想到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有沈宗灵、孙国华、张光博、张文显、朱景文、季卫东、朱苏力、徐显明、李林、梁治平、夏勇、邓正来、张志铭、舒国滢、郑永流，以及更年轻一代的法理学者，等等。(4)期刊研究：研究CSSCI法学期刊中谁更有学术影响力，测算的标准既不是引证总数也不是影响因子，而是相互引证次数。虽然中国法理学内部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国外法学理论的介绍和运用更为娴熟，但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关注度不算高。[9-12] 晚近十多年来，笔者也参与推动了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发展。

两者之间的争论，其实反映的是中国法学界知识的代际更新。注释： ① 有关现代法理学的学说归纳总结，可以参见：沈宗灵所写的《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中国的社科法学总体上是反体系化的，是注重经验特别是具体经验的。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李光灿、孙国华、张光博、吕世伦、黎国智等老一辈法理学者都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而著称。

法理学教材整体上去意识形态化，国家理论基本上被剔除在外。法律社会学主要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被认为是传统西方法理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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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安排大致上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为标准的。因此，未来有必要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

经过一轮讨论后，笔者发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在中国能够深入对话的空间，实际上比较有限。但对给本科生授课来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学期安排和学校差别。在此前后，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社科法学研习营、社科法学系列读本等活动。他同时借助马克思的法权概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法权是法律上权利和权力的总和，从而建立起法权理论。笔者也是以此将课程体系分为六编十七讲，即第一编是理解与理论(观察角度、观察立场、知识训练)。⑦ 参见：强世功所写的《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载《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第114—120页。

然而，在博士阶段不仅研究方向转为法律社会学，同时还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感觉对原有法理学的认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不过，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法学院讲授法理学就大不相同。

於兴中所写的《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虽然各个学校的法理学发展各具特色，但学界对主流法理学的存在都持有潜在共识。

有学生将其编为十六字口诀：左手科斯、右手哈特，心怀密尔、头顶富勒，这正好也概括出法理学的四个基本面向。第二是微观互动的层次，社科法学关注特定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

有关晚近几十年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已经有比较好的归纳。刘思达所写的《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7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7页。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争论，最近五年成为了法学界的关注热点，这以2014年5月底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研讨会为重要标志。[1-2]他认为法律上最重要的现象是权利和权力，最基本的矛盾便是权利与权力的矛盾，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

因此，每位老师讲授《法理学》的内容和方式都不一样，甚至有很大的差别。该课程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第二编至第五编，这主要是基于法律人应当学会将蕴含价值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事实)之中这一认识，其包括了价值、规范、适用和情境四个关键词，从而构成课程体系四编的主体内容。

不过，近年来出现有关法学学科自主性的讨论，包括法律社会学在内的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被排除在正宗法学之外。目前国内社科法学研究主要呈现三分格局，即法律社会学(人类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认知科学。

参见：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共识要大于分歧。

③ 参见：卢云所写的《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这是因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法理学应与jurisprudence同义，是高级理论而不是用来给低年级学生介绍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就知识分类来看，如果将法律社会学成功驱逐出法理学的领地，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知识—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样的课程体系，不同与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四编体例(法的一般原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的制定、法的实施和监督)，也不同于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六编体例(法理学导论、法理学基本概念、法的起源和发展、法的运行、法的价值、法治与法治中国)。

在那一时期，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当时盛行的权利义务法理学，在学界轰动一时。[13]因此，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是可以对话的，而不是对抗，尽管存在知识竞争，但更需要知识交流与合作。

因此可以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是一场误会。2016年9月，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国首届法社会学年会上，曾以社科法学v.s法教义学：一场误会为题发言且加以说明，这里再重述当时的基本看法：简洁明了的社科法学名称，主要是基于与法教义学对话的需要。

社科法学也好，法学方法论也好，都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实际上也是中国法学继续发展不可绕过也必须重视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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